第126章 冗官

天煌贵胄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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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李乾顺凉了,凉的比卡大佐还彻底。

    如果不是李良辅和任得敬早早的就带着十万擒生军跑路,估计整个西夏也会随着李乾顺的凉透而凉透。

    即便如此,李良辅和任得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    按照任得敬的谋划,两人要带着十万擒生军从白马强镇军司直奔宣化府,从宣化府补给一番之后再直奔肃州,最终的目的地是沙州。

    然而好巧不巧的是,两人带着擒生军从白马强镇军司跑路的时候还算正常,可是刚到宣化府,就一头碰上了刚刚收复了西凉府,现在正打算收复汉唐故地的种师中。

    种师中几乎都要笑尿了——

    十万擒生军,就是五十万贯,其中李良辅和任得敬的赏格更是高到了五千贯,加在一起就是五十一万贯。

    没有人能拒绝这么大的诱惑,种师中也不例外。

    所以后来的局面就变成了李良辅和任得敬在前面跑,种师中在后面带兵穷追不舍。

    至于那几百上千万的西夏人,则是被秦会玩笑纳了。

    毕竟要修长城还要修路还得搞其他的生产,没有劳动力是不行的。

    而西夏人就是最好的劳动力,因为不用给钱。

    赵桓也带兵回到了汴京。

    然后磨刀霍霍向朝堂。

    第一刀就直接砍向了冗官。

    大宋有“冗官、冗军、冗费”三冗,而在三冗之中,冗官现象是最为突出也是最难治理的,而滥开仕途,机构重叠,则是造成冗官现象的根本原因——

    宋朝对宗室、亲信弟子特为优宠,随意授官,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,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,并领取俸禄;宗室之外,其它旁支、异姓、门客,都可以得荫补官,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。

    唐朝李二时期曾经将“朝堂之上”的官员数量从两千多人减至六百三十四人,而到了宋仁宗时代,“朝堂”内外属官已经超过一万七千人。

    而大宋的疆土却只有大唐的二分之一。

    而且大宋还有一个很先进的玩法,就是官、职分离,其中官是虚名,称之为“寄禄官”,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,“职”是管理具体事务的,也称之为“职事官”。

    到后来,因为朝堂上的大佬们太过于膨胀,再加上一个官位往往会有五六个人同时在坐,以至于许多职事官也不怎么管事了,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会去处理一些实际上的职务。

    比如“吏部郎中、龙图阁学士、知开封府”这一官号,吏部郎中是官,龙图阁学士是职,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,前两项为空头衔,是专门用来领钱的。

    整个大宋朝堂基本上就是这个蛋样。

    就这,士大夫们还不怎么满意,因为“此非儒臣待遇”。

    如果再把根子往上找,估计又得找到高梁河车神的身上——

    正是从高梁河车神在高粱河骑驴漂移,只甩给辽国人一个驴尾巴之后,大宋才正真开始明确执行起了“重文抑武”的政策。

    想要重文抑武,就必然要重用文官,想要重用文官,就必然得有大量的文官。想要有大量的文官,就得扩大科举考试中的录取规模。

    当得出了这么个神奇的结论之后,高粱河车神赵二同学又试做了一个简单的do……while循环,发现其中没跳出来什么bug,所以赵二同学就按照这个循环开始执行——

    隋唐科举取士尚受门第限制,大宋则是取消了门第限制,这是优点,不喷他。

    但是大宋又增设了经义、吏治、恩科、神童科等科目。如果说经义和吏治这两科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,那恩科和神童科到底是什么鬼?

    另外,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,大宋则是每次录取七八百人。

    比如著名的赛驴手赵二同学。赵二在位22年,通过科举得官者将近一万人——

    然而这并不是大宋的上限。

    如宋真宗咸平三年,真宗亲试举人、进士、诸科(包括屡试不中者),一年之中就录取1800多人。宋仁宗在位12年,科举13次由进士一科而得官者有4517人,诸科则有5000余人。

    但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人是官!不是猪!一头猪可以杀了吃肉,但是一个官却是需要一个官位来安置的!

    你以为这就完事儿了?

    然而并没有。

    因为这种玩法充其量只能算是加大扩招规模,终究还是正常途径的选官,就算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冗官其实也有限。

    但是大宋的官家们多骚啊,除了不断的加大扩招规模之外,大宋的官家们还滥开入仕途径。

    “恩荫”被大宋的官家们玩到了极致,就连皇帝郊祀的时候,官员致仕的时候或者官员去世的时候都能“恩荫”,反正只要是个理由就可以“恩荫”。

    尤其是对于皇族来说,“恩荫”的门槛更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——

    原本大宋的规定是皇族宗室七岁授官,仁宗时改为襁褓之中即有官位。庆历七年,一年内单是皇族授官的就达1000多人。

    至于其他的文武官员,则以地位高低对其家属近亲授官,甚至职位低微的郎中、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,真是“恩逮于百官者,唯恐其不足”。

    如宋真宗天禧元年太尉王旦死后,皇帝就一次“录其子、弟侄、外孙、门客、故吏授官十数人”。

    仁宗庆历三年,范仲淹曾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意见:“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,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,仍接次升朝,此滥进之极也。”

    然而并没有什么鸟用,大宋的官家们该玩“恩荫”的还是接着玩。

    而且除了“恩荫”之外,还有输粮输钱授官、卖官鬻爵等“非正常”入仕方式,也是助长官僚队伍膨胀、“冗官”形成的原因。

    比如遇到了灾荒,只要地主肯于开仓出粮或雇用民夫肯于出钱的,也可视其出钱多寡由朝廷授予官位——

    这种玩法的本意是好的,但是再好的玩法也照样能给玩出花样儿:“三千索,直秘阁,五百贯,擢通判。”

    所以大宋的官员就多如牛毛。

    哪怕赵桓之前说过要解决冗官的问题,实际上也没什么鸟用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