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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年是孙多慈的关键之年，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，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。面对崭新的大学生活，报考学校，选择专业，早在高三前的暑假，父母就和孙多慈，以及她的老师，作了细致的商议，当时目标十分明确——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。
可突生的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，仅仅两个多月，她的各科成绩直线下滑，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，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，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程度。这种状态从南京回来后，依然无法改变，孙多慈也懂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考个好学校，但要真正安下心来却非常困难。
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，4月的一天，父亲孙传瑷意外地被放出来了。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，放学回家，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竟然是父亲。
父亲和她谈起未来的取舍，孙多慈早胸有成竹。
尚在几个月前南京探监的时候，她听说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了，便特意去观看。在展馆第二室，一进门，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，尺幅最大，色彩最艳，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《田横五百士》。
晚上回到旅馆，在《中央日报》上她又读到《徐悲鸿的画》这篇文章：“《田横五百士》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，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，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。至于五百士，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，在伤别离之外，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，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，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，最含蓄，最幽郁，最深沉……”
由此，她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——徐悲鸿。
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。
父亲沉默，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，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，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
1930年，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同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。父亲本来要陪，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，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。
当时，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。1927年3月，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。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“改官僚化为学术化”的提议，颁布“大学区制”，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。在江苏，一系列学校合并成国立中央大学。
来南京报考的考生高手如云，孙多慈那点才华，本不出众，而且这点才华又只显露二分之一，自然无法胜出。
结果在意料之中，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。
父亲也不责怪，只是道：“情绪调整过来了？调整过来就好。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。”递给她一封信，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。
“筹办安徽大学时，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，是我去南京找的他。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，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。你去南京找他，他会帮忙的。”父亲解释。
这时的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。
宗白华带孙多慈找的就是徐悲鸿。
宗白华与徐悲鸿相交，也有些小故事，当时宗白华赴德国法兰克福留学，听说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的徐悲鸿如何了得，便慕名拜访。结果两人一见如故。
曾有研究徐悲鸿的学者这样描述过两人的第一次见面。
宗白华带着孙多慈，到艺术专修科徐悲鸿画室找徐悲鸿，这是徐大师和孙多慈的第一次见面。
那个时候徐大师正在作画，差不多完成了。见宗白华进来，扬扬手，“既然白华兄来了，给评价一下，怎么样？”
宗白华也不客气，“既见君子，云何不喜，惜未见也。”“什么话，狗屁不通！”徐惩鸿叫道。
宗白华笑道：“你一个芙学大教授，连‘狗屁’都出来了，成何体统！”
一抬眼，看见怯生生跟在宗白华身后的孙多慈，后边的话收了回去，“这就是想来旁听的学生？”
宗白华把孙多慈推到他的面前，“我这个安庆小老乡，你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！”
徐悲鸿上下打量了一下孙多慈，问：“以前画过些什么作品？”
孙多慈把特意准备的她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一些习作递了过去。但徐悲鸿只是随手翻了翻，就把它们丢到一边了，“过去拜过什么老师没有？”
孙多慈犹豫了半天，小声说，“安庆有个画家，叫阎松父，跟他学过一阵子。”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，“北平画家萧谦中到我们家时，也给他看过。”
徐悲鸿皱了皱眉，“西画和国画路子不一样。以后再说吧，也许能学得出来。”又说，“听说你是报考中国文学系没有录取，才改主意来我们艺术专修科旁听的？”
孙多慈点了点头。
“这不好，”徐悲鸿似乎有些恼怒，“这把我们艺术专修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，是其他系的残羹剩饭？”
孙多慈脸涨得通红，一句话也不敢反驳。
徐悲鸿见状笑了起来，“到底是孩子，一句玩笑话就当真了。放心，没有事的，我要是真生气，还会答应你吗？”又向宗白华嚷道，“你看你这个小老乡，多大出息，进来这么长时闻了，连正眼都不敢看我！”孙多慈确实不敢抬眼和徐悲鸿直视。她觉得她现在面对的，不仅是著名画家，是大学教授，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身份。她有些茫然，有些慌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