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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戈尔访华当时被称为文学界一大盛事，其实也就新月社一帮人在折腾：当时把持北洋政府的直、奉矛盾不断，孙中山在广州号召北伐，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忙着招生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构被查……国事不堪，新月社还在研究“和谐与美”，弄个洋诗人来，难怪被后人诟病。
再说新月社，名字是徐志摩取的，借了老泰的诗歌集《新月集》，最初是1923年梁启超、胡适、林长民、徐志摩等人弄的一个沙龙，谈弄风雅，也偶尔批评政府。
泰戈尔来华的时候，新月社全程接待，徐志摩是贴身翻译，陈西滢也跟着陪同。林徽因、梁思成、陆小曼都有戏份台词，而凌叔华作为北大学生代表，属于给外宾献花那种龙套角色。
凌叔华如何与这些一线明星攀上交情呢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她家有钱，花个几百上千银子露几个镜头还是不成问题。
据凌叔华回忆，那年春父亲和陈师曾、齐白石等人组织成立“北京画会”，并邀请泰戈尔到他家剪彩，徐志摩、陈西滢也作为嘉宾去了。凌叔华高兴坏了，预定了上百块新鲜玫瑰花饼和藤萝花饼，又专门让人磨了上好的杏仁茶，让一千诗人域家享用得非常惬意。之后，徐志摩、陈西滢就跟凌家混熟了。
凌叔华说泰戈尔对她的人生影响很大：“要成为一个大作家，要读书，但还要多逛山水，到自然里去找真善美、找人生意义、找宇宙的秘密。实在不单单印有黑字的白纸才是书，生活就是书，人情就是书，自然就是书。”
老泰一走，文人盛宴结束，林徽因跟梁思成去了美国，徐志摩如失了魂般落寞，就拿尚是学生的凌叔华当知己。
如果没有陆小曼，也许二人就成了恋人。
凌叔华是内敛温润型，既不像林徽因直率任性，又不像陆小曼活泼明艳，与徐志摩的炽热癫狂虽有交点，却无法融合。再说陈西滢，“西滢”其实是笔名，这哥们儿原名陈源，字通伯（注意，不是伯通），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，比徐志摩大一岁。据说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自幼发愤读书，初中毕业后在表舅、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支持下赴英国求学，读完高中考入爱丁堡大学，后考入伦敦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博士。陈小滢回忆父亲时写道“他在英国读书时，常常没钱吃饭，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，就是当时饿出来的。”博士毕业后，陈西滢应蔡元培之聘，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，时年26岁。徐志摩的父亲是硖石缙绅，留学英伦自然不缺银子花，但徐诗人是从美国跑到伦敦去的，而且没捞到博士学位，他与陈西滢在伦敦大学相识后一直关系不错，估计陈才子经常找徐诗人蹭饭。徐志摩回国一年后才由胡适推荐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，那时陈西滢已经是系主任。
新月社聚会的时候，陈西滢也欣然加入。后来陈觉得新月社天天吟诗作赋也没多大意思，不如弄个杂文期刊，胡适和徐志摩支持老友，1924年底，北大《现代评论》创刊，“新月”与“现代评论社”属于一套领导班子，两帮人马，但热衷于《现代评论》的还有王世杰、高一涵、燕树棠、彭浩徐等人。陈西滢时评信手拈来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颇有影响，也正是因为他口无遮拦、批评学生运动过激，与鲁迅结下梁子，后来被当成了反动靶子，福兮祸兮，不好评价。
陈西滢和徐志摩均是教授，凌叔华是学生，但年纪相差仅仅两三岁，发生师生恋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徐志摩当凌叔华是知己，到欧洲散心将自己心爱的八宝箱交付给她保存。
徐走后，陈、凌二人间羞答答的玫瑰也在静悄悄地开，一千朋友都蒙在鼓里，一来两人均安静闲适，不喜张扬，二来陈是凤凰男，凌是富家女，凌福彭老爷子思想陈旧，总想着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。
直到1926年凌叔华从北大毕业，两人谈了两年后，陈西滢才鼓起勇气委托几个前辈上门替自己“美言”，丝毫不敢说是提亲，凌叔华也动员了自己的几位老师。
凌福彭不傻，见老友们上门个个东扯西拉最后的落脚点都是“陈源这孩子不错，青年才俊啊”，猜出女儿外向，摇头微笑答应了亲事，还给了28套房子作为嫁妆——均在北平繁华地段，可见凌家财势之大。
凌叔华想请胡适做证婚人，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写道：“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，有一事还是告慰，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？……通伯头脑清晰，理解迅速，观察准确，是许多人不及的。……适之，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。”
陈、凌两人成婚时，胡适的证婚词是：“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，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，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，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。”婚礼席未终，新夫妇双双潜去，“不知所之，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”。